编者按
2022年3月18日，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钰什和资深研究员袁洪哲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元宇宙和碳中和》的文章。本公众号现转发于此，供读者朋友们参阅。
元宇宙与碳中和
缘起：元宇宙与碳中和
迎合着全球大势，元宇宙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国落地生根——多地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将元宇宙纳入相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中。【1】 元宇宙这个词最早来自于Neal Stephenson于1992年写的小说《雪崩》。随着电影《头号玩家》上映，元宇宙的概念更具象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元宇宙被投资家Matthew Ball定义为一个大规模、可互操作、实时渲染的三维虚拟世界网络，元宇宙由有效的无限数量的用户同步和持续地体验，具有个人的存在感和数据表达的连续性，如身份、历史、权利、物品、通信和支付等。【2】 在本文中作者们主张，在数字化转型愈加深化的当下，引导元宇宙步入可持续的碳中和路径是解决人类短期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必要政治选择。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是趋势，更是现实
元宇宙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一方面，元宇宙是数字经济发展集大成的体系，所依赖的是众多技术体系的综合利用。另一方面，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创造系统，满足了人的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元宇宙既是一种技术变革，也是一种文化变革。
随着科技巨头的不断涌入，元宇宙也成为了数字化转型模式的代表。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集成到业务的各个领域。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在运营方式以及提供客户体验和收益的方式上做出根本性转变。这将彻底重构客户体验、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采用全新的方式交付价值、创造收入并提高效率。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对企业高管的最新调查发现，自疫情爆发以来，85％的公司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实现流程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根据调查，许多受访者都认识到企业的业务模式已经过时。6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企业需要构建新的数字化业务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3】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和“绿色化”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旋律。数字技术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中国信通院《数字碳中和》白皮书指出：数字技术能够与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碳排放领域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能源与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生产效率与碳效率的双提升，数字化正成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路径。另一方面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和对算力需求的增长，以及5G的更广泛应用，带动信息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同时带来能源需求与碳排放增长。信息通信业自身能耗不容忽视，迫切需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4】
离不开的碳中和
值得警醒的是，实现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考虑碳中和，而目前我们缺乏对元宇宙发展路径可持续性的考虑。支持元宇宙发展需要海量的能源与算力支撑。然而，以我们当前路径发展元宇宙将面临物理世界的崩溃。正如《头号玩家》所展现的那样，2045年的世界遭遇能源危机处于崩溃边缘，主人公韦德只有在沉浸式的虚拟世界“绿洲”中才觉得自己真实。科幻小说是具有预见性的，当我们的科技水平愈发接近科幻文学中描绘的场景时，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人文思潮以及小说中反乌托邦式的讽刺对人类进行的警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危机，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或运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延续这种发展的路线，未来的物理世界将变得一片狼藉，而我们只能生活在虚拟世界当中。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维持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协同发展，元宇宙所设想的虚实结合也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
元宇宙和碳中和之间的主要矛盾
虽然元宇宙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希望，但是同时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元宇宙与碳中和之间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能源需求问题、算力分配问题、能源安全问题和数字化与节能效果的问题。
元宇宙虽然能解决一定发展问题，但是也加大能源需求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能源结构与社会治理结构相互协同。在某一特定的能量流通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工艺都服从于一种共同的能源关系。在农业时代，各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使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畜力和风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作为重要生产力的人口受到土地资源等的制约，增长缓慢。随后，到生产力开始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生产力开始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而其能源多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科学和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业和商业在这时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并且逐渐改变了农业的面貌和性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自身的生产所受的限制减弱，再加上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加快，一度发生人口爆炸。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对资源形成威胁。到了现在的数字时代，随着新冠疫情、洪灾和山火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中与会各国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权益的争辩，我们再次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
学者朱嘉明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每次进步其实都是在遭遇危机和超越危机中实现的。而每次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都不可能在原有的模式和维度下解决。需要通过构建新的模式并扩展维度，解决危机，人类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人类从农耕社会走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到信息社会？那是因为，农耕社会遇到的问题，农耕社会已经解决不了了，才有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有的问题解决不了，才有信息社会。” 【5】
当一种能量流通过程达到熵的分界线时，新的能源技术和制度将取而代之。【6】 当我们发现从前的增长模式下，增长潜力确实逼近极限，继续消耗石化能源已经带来了新的气候危机，现有的体系已经不能够再支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提出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从农业时代的分布式的能源结构，到工业时代的中心化能源结构，再到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能源结构以转向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结构又一次向分布式转移。我们看到：一方面，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结构加速了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速度和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也会对分布式能源结构、算力结构以及高效的能源转化率提出更多需求。
元宇宙发展需要算力支持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因此我国也提出了“东数西算”的战略。“东数西算”起源于《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将重点解决西部算力需求不足，东部资源有限的核心问题。本次四部门的联合通知，主要是在布局层面进行完善，通过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东数”节点，以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为代表的“西算”节点，形成整体的“4+4”布局，初步计划到2023年底，使全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60%以上，总算力超过200EFLOPS（一个EFLOPS（exaFLOPS）等于每秒一百京（=10^18）次的浮点运算），高性能算力占比达到10%。国家枢纽节点算力规模占比超过70%。 【7】
“东数西算”数字战略的布局背后是由于国家“西能东输”能源体系以及对可再生消纳需求的整体考量，主要目的是把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随着东中部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给半径不断向西延伸，西部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无论是为东中部负荷中心提供绿色电力，还是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都将发挥重大作用。预计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大幅提高，西部地区的风、光、水电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徐彬所述，当前，数据中心对‘绿电’的使用大约占总能耗的2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可以加大数据中心产业对西部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的使用，如果能将此前20%的‘绿电’使用比例提升至80%，在2025年，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1.6个北京市的总碳排放量。 【8】
“东数西算”数字战略同样代表着对算力中心灵活运用的思考。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遍布全球各地的数据中心正形成越来越大的服务器集群，其运行需要大量能源，单位建筑面积的能源消耗是标准商业办公楼的10-50倍，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EERE）的数据显示，美国能源消费的2%被用于数据中心运行，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的能源需求还会增长。在各行各业都在设法降碳减排的大背景下，信息领域研究人员提出了以数据方式储能的“信息电池（information batteries，IB）”概念，即在电力供应充足、电价较低时，如光照条件好或风力充沛时，数据中心利用一组服务器或虚拟机提前执行某些计算，并将结果缓存在本地备用，以方便快速检索；通过为IB配置具有有限计算能力和强大协调能力的管理器，实现实时计算任务和预计算任务的协调。该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其不需要额外的基础设施或专门的硬件，可以使得数据中心在可再生能源供应富余时进行计算，大约能替代当前数据中心约30%的能源需求。 【9】
元宇宙的发展受限于能源安全问题
在由中心化的能源体系转向分布式的能源体系过程中，能源安全再次成为了关注重点。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将近20个省份出现停电现象。由于我国煤电价格制度问题。煤价上涨，电不能涨，发电厂亏损，发一度点亏一笔钱。同时，碳中和的提出使能源指标考核成为五年规划中的硬性指标，减排从以前的国际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变成国内政治问题（碳中和）。
能源安全不单单是国内的热点问题，同样也影响着国际局势。随着乌克兰局势不断升级，欧盟认为自身能源安全受到冲击，而这使得多国目前优先考虑保障能源，将发展目标先搁置于其后。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世界能源委员会（WEC）提出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这一理论受经济学家蒙代尔启发，将宏观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迁至能源领域。该观点认为能源的清洁、稳定和廉价三者不可同时兼顾，仅可三者求其二。如果一国要寻求廉价和清洁的能源，那么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可能难获保证。2021年，WEC发布的能源三难指数评估了全球127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在综合指数方面，英国、法国、德国在综合指数方面分别位列第4、5和7位；但在能源安全性方面，德国仅位列第10，而英国和法国则在10名之外。 【10】
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造成了欧洲气价、煤价飙涨。据报道，欧洲煤炭价格从此前的不到200美元/吨涨至470美元/吨。由于俄罗斯受到制裁，俄罗斯液化天然气（LNG）对欧洲的供应已被中断。天然气供应中断之际，欧洲正面临创纪录的天然气价格。供应紧张导致能源费用急剧上升，政府不得不向取暖困难的消费者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素有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之称的TTF基准荷兰天然气近月价格则从2月23日的75欧元/兆瓦时涨至近200欧元/兆瓦时。 【11】
试想一下，当本国的GDP比重主要由数字经济所创造，如面临类似能源安全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我们所期待的元宇宙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但是由于能源限制，没有区域能源自主化无法支持元宇宙全球化，数字能力差距将体现在能源差距上。不解决能源问题，元宇宙只能是空中阁楼。
数字化转型值得商榷的节能效果
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以数字为载体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不断增加。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多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虚拟化，这部分代表了数字化形式完全或部分替代先前存在的商品（例如书籍、音乐、视频）或服务（例如医疗保健），或提供全新的商品或服务（例如在线视频或电子游戏）。二是优化，这部分通常指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改进设计或各种技术、系统和流程的运营（例如建筑、物流、工业流程）。这也使得一些专家认为ICT革命是净节能的，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将形成新一轮绿色增长的基础。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为减少能源需求和碳排放提供了许多好处。例如，电子商务可以取代个人运输需求并提高物流效率，通过数字监测和控制，可以优化使用中的能源消耗（如建筑能源管理系统、智能家居、工业流程控制），远程办公可以取代通勤和商务旅行。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和快速增长的碳足迹。一些可以高效使用能源或基于绿色材料的设备所产生的碳减排正在被抵消。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数字设备在数量、功率、复杂性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大幅度提升。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可以塑造新的产业需求，但是这些服务需要复杂的能源密集型系统来提供。
Victor Court 和Steven Sorrell对31份过往文献的归纳分析：如果只关注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大多数研究表明电子出版物、电子新闻和电子音乐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但电子商务和电子视频/游戏的潜力较小。这些节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相关系统的技术特点和用户的行为。鉴于结果的多样性，对数字化转型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的能源节约的规模没有共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电子物质化会增加能源消耗。 【12】
无独有偶，根据IEA的数据表明，由于视频流媒体、视频会议、在线游戏和社交网络的增加，全球互联网流量在2020年激增了40%以上。自2010年以来，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数量翻了一番，全球互联网流量扩大了15倍之多。科学家们之前将ICT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份额定为1.8%到2.8%之间。【13】 但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计算更可能对2.1%至3.9%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 【14】
这意味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碳足迹甚至比航空业的排放更大（航空业排放全球2%的温室气体排）。目前，由于数字化转型的驱动，ICT的能源使用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它在社会总碳足迹中的份额叶随之增加。【15】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元宇宙的发展必须使其温室气体排放符合《巴黎协定》，即碳中和的标准。以碳中和为元宇宙的发展约束，元宇宙将成为生产力和效用的更大推动者
社会技术想象：元宇宙与碳中和的共同路径
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是“集体持有、制度稳定、公开执行的理想愿景，通过对由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并支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形式的共同理解而丰富。” 【16】 当将这个定义映射到元宇宙时，我们发现：元宇宙本身，由于其所涵盖的众多技术基础，构成了一项“社会技术想象”；而这对于我们分析元宇宙的社会根源与政策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元宇宙与碳中和的社会技术想象
针对元宇宙式的虚拟世界的社会技术想象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在各自的宗教经典中、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托马索·康帕内拉在《太阳城》，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但丁·阿利吉耶在《十日谈》，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绘的想象世界，不胜枚举。尽管形式、内容和地点各不相同，但这样的想象世界都很常见。
关于虚拟世界的想象充斥着对现实世界的拆解与重构，使得人们的美好愿望得以在人为环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过去的神话中，美好生活在现实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而是被限制在一个失去的黄金时代或一个超越死亡的世界，可能是宗教的天堂或世俗的隐士传统，文学的《格列佛游记》中的慧骃国或政治的乌托邦。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美好生活的愿景是难以一蹴而就的——一个逃避现实的幻想，充其量是一种愉快但毫无意义的娱乐。那些寻求实现梦想的乌托邦主义者则会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甚至十分危险。【17】 有时，这样的虚拟世界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想象，而是人对于多元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在元宇宙中，这些追求体现在多维空间的建立，作为个体可以同时满足陪伴家人、会见客户、自我提升等多方面需求。因此，虚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享受的梦想，也是一个可以追求的愿景。
与对于元宇宙的社会技术想象不同的是，人类对于环境的问题的社会技术想象则主要由三类对环境问题的应对方式构成。第一类正是针对河流污染、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这样的存在本土解决方案的早期环境主义问题的应对方式，成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当时有别于冷战和高层政治的社会运动。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地的问题可以在当地被解决，并不存在具备全球链接的性质。例如，过度采伐导致当地植被被破坏，而植树造林可以对应地进行本地的生态修复，即当地问题当地解决。
第二类应对方式是当问题成为全球性的且威胁到生存的如气候变化国际环境议题，存在着不能划定边界和不能本土化解决的性质。虽然人们仍然需要对环境退化或者生物多样性丧失负责，但人类已经对彻底解决问题并扭转趋势无能为力。至此，仅仅依赖科学知识并不足以解决这类问题，而其相关讨论的重点也由试图解决问题变为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这使得人们意识到正是人性本身导致了这类环境问题，即我们对于没有具象到一类特定物体的且潜移默化的环境威胁反应迟钝。
第三类应对方式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对待环境问题所采取的不恰当的态度和行动，如仅仅将环境问题当作日常的行政问题处理，或忽视人本身的需求而采取过激的做法。例如，没有预先说明情况就强制关闭高污染的工厂。因此，应对方式应倡导以一种看待机遇而非障碍的眼光来审视气候变化，因为明知这些问题不可能会被立刻解决，但要探索其中的各种可能性。例如，通过碳市场的机制将绿色效益变现，进而激励企业和金融机构支持绿色改造。【18】
显然，不论是元宇宙式的虚拟世界，还是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人对于自身所处的空间的想象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态度，而这种既包含憧憬，又包含怀疑甚至无奈的矛盾中，也蕴藏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人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方式：元宇宙的启示
元宇宙与碳中和之间连结的重要表现为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我们看待人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方式。缓和当前互动方式所给人类以及物种多样性带来灾难性的解决方案通常聚焦在两类：一是技术乐观主义相信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一切发展问题；二是消费主义的终结，即当前高收入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是不可持续的，而要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就必须从降低人民的消费欲望开始。【19】
神奇的是，元宇宙从这两类解决方案中都能给我们带来启示。首先，元宇宙概念本身虽不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产物，但演化至今却伴随着大量的技术进步，而每一种支撑元宇宙概念的技术同时助长了人民对于科技改善生活的美好期待。不论是智慧农业还是智能矿山管理，开放沙盒游戏还是线上音乐会，乃至能源生产，爆发式的科技成果增长极大降低了人民对于更高生活水准的追求所需要的成本，并帮助供给侧的产品与服务更广泛地接触到需求侧。即便是存在“杰文斯悖论”现象，当下越来越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也将元宇宙的未来向低碳的道路上指引。 在这样的情景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对立的关系是通过技术改造得到消弭。
其次，元宇宙式的虚拟世界可以为人与环境的互动带来更大的试验场景，籍由一定的沉浸感使人更加直观地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对于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环境都会产生或大或小，且可以积少成多的影响。其意义在于一种意识上的赋能功效，对于焕发人的主观环境友好意愿和责任感都具有重大作用。在这样的情景中，人更将自己看作环境的一个部件，通过与环境组合中其他部件的协同，来达到整体性的共生。
不可忽视选择的政治性
我们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在主流元宇宙概念的建构中，人依然是元宇宙活动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因其本身的物质构造，不得不依赖于低碳发展路径来应对其物质生存环境中存在的重大威胁。这是我们作为人对于生存的基本政治诉求。
技术在与价值观、组织、环境或知识的共同发展中并不是中立的。Winner认为技术物具有政治性。【20】 商人和公司可能会有目的地选择技术来主导技术发展路径。某种程度上现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并不亚于与立法和权威机构对我们的影响。技术会影响我们感知周围世界、处理观察和存储信息的方式。它也会影响一些重要知识的流动。过往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些互联网巨头会强调某些价值观，使其更加重要，比如个性化推送和免费的软件服务，并转移甚至扼杀一些价值观的培育，比如用户隐私和注意力转移。技术改变了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应该将元宇宙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工具，利用新的协议、工具和算法构建元宇宙。
创造基于碳中和的元宇宙路径
引领元宇宙走向碳中和考验的是人类共同的政治决心和行动魄力，也可能成为一个路径创造的过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社会发展模式的。Norgaard认为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线性的发展模式。人们通过观察和实践建立科学体系，科学致力于新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开发新的资源满足发展的需要。科学的进步使得受过教育的民众更多的使用新技术，而新技术促进物质产品生产的增加导致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新技术带来了价值体系变化的同时，科学的价值尺度也不断被重新定义。人们生活方式被发展模式所改变，这些变化也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和技术的选择。 【21】
图片由Norgaard原图改编
上图中所强调的是人类在理解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维持自身平衡的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人们对这部分障碍的认知缺失是过去发展不可持续的原因。我们现有的经济活动通常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自然系统和社会各个角色的互动关系。人们不断地将全新的科技引入，定义全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金融制度以及公司模式的设立。这些制度背后的出发点在于以一种想象最大化生产力，最大限度实现价值获取和分配。正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单一经济价值的追求，以基于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偏见为支撑的行动，不断导致社会和环境系统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就像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在政治方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迟疑和争执，其实都是基于不完善的科学观所遗留的后果。
基于这种路径发展的观念下，我们发现事实不再遵循一个线性的回馈关系——我们越来越难预测现有发展模式下的利弊，以及潜在的后果和灾难。在日渐复杂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下，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不再清晰，就目标或流程达成的共识也变的愈发困难。从现在的气候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到互联网巨头投身元宇宙背后的焦虑，其实都是面临困难的路径选择问题，也是对过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一个认识论层面的解释。路径依赖是指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一旦进入某个路径（不论好坏），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自我强化，并且锁定在这一特定路径上。可以说当前互联网巨头所倡导的就是路径依赖的路线。因此，不应该单纯认为元宇宙只是同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下一个经济增长点，而是开发一条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路径的工具。新路径的内核是可持续发展，是符合碳中和标准的路径创造。
我们对碳中和的社会技术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所强调的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吁其实是对自然系统、技术、社会组织、知识、价值观以及其相互作用理解产生的共鸣。可以说这种新的理解其实是拒绝了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自我国双碳目标制定以来，可以看到可持续理念正在取代过去的发展理念，这种改革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碳中和理念作为一种元信念（meta-belief），它不成为发展议程上的方向，我们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变化过程也会使过渡困难的产业被时代淘汰，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也将被重新定义。因此，以元宇宙作为可持续转型的路径创造，需要打破对原有路径依赖的设定。元宇宙可以成为集合碳中和理念并提供技术支撑的工具，提供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扩充生产力的期望叙事，进而开发出一条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路径。当发展元宇宙的初始的条件被设定为可持续发展，自我强化机制被利益相关方引导并有意识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路径锁定，元宇宙将成为一个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是一项政治选择，现代化如此，数字化转型和碳中和亦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曾经自行车使用人口占有75%的阿姆斯特丹视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为过时落后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化的阻碍。该市设立专门的自行车道不是用以鼓励自行车使用，而是为了将其边缘化，由此导致了该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自行车骑行人数骤减，自行车甚至不被允许进入交通要道。随着上世纪70年代反主流文化与环境主义的兴起，恢复自行车路权的呼声逐步转变为一项项支持骑行的政策得以落实，才有了现在阿姆斯特丹“世界骑行之都”的美誉。 【22】
结语
由此，我们必须正视现有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认识不足，同时理解，元宇宙概念的建构有着技术的一面，也毫无疑义有着政治的一面。适宜人类使用的元宇宙体系必定是一个拥有明确政治导向和政策目标的元宇宙：它不一定有着统一的运行规则，也不一定有着统一的治理方式，甚至会有国界的区隔，但它必定存在设计者有意或无意的引导；而我们，作为面临物质世界严峻考验的人类群体，必须确认这样的引导目标是一个碳中和的物质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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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一鹏和李冬梅, 《“东数西算”全面实施，详解背后设计思路及规划难点》, InfoQ, 2022年2月23日, https://www.infoq.cn/article/aajshglybszmagc76dmp.
【9】杨国丰, 《数据中心或可成为储能的一种新选择》,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 (blog), 2022年2月28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TE1MTgxNg==&mid=2247485835&idx=6&sn=2fc6518e30e750e1882f038e14a52a0b&chksm=fb7007accc078eba27f17523b524c6356e3e53dc148e154f281ae6af4b3fa58eb10220891e5a#rd; Jennifer Switzer和Barath Raghavan, 《Information batteries: storing opportunity power with speculative execution》, ACM SIGEnergy Energy Informatics Review 1, 期 1 (2022年12月28日): 1–11, https://doi.org/10.1145/3508467.350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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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康恺, 《没你不行！欧洲“气短”转身投靠煤炭，燃煤电厂起死回生》, 第一财经, 2022年3月3日, https://m.yicai.com/news/101335499.html.
【12】Victor Court和Steven Sorrell, 《Digitalisation of Good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Magnitude of the Impacts on Energ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5, 期 4 (2020年3月): 043001, 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b6788.
【13】IEA, 《Data Centres and Data Transmission Networks》, IEA, 2021年11月, https://www.iea.org/reports/data-centres-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
【14】Charlotte Freitag等, 《The Real Climate and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ICT: A Critique of Estimates, Trends, and Regulations》, Patterns 2, 期 9 (2021年9月10日): 100340, https://doi.org/10.1016/j.patter.2021.100340.
【15】Freitag等.
【16】Sheila Jasanoff和Sang-Hyun Kim, 编,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1st edition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17】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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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 期 1 (1980年): 121–36.
【21】Richard B. Norga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Evolutionary View》, Futures, Special Is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 期 6 (1988年12月1日): 606–20, https://doi.org/10.1016/0016-3287(88)90003-1.
【22】Ruth Oldenziel等, Cycling Cities: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 Hundred Year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2016).
